馬伯庸一直被冠以“文字鬼才”的稱號，他的作品多從歷史史實出發，在細節之處給予細致的演繹，從而寫出“歷史的AB面”。不過在其新作《顯微鏡下的大明》中，馬伯庸一改風格，以“非虛構”的手法寫出了明朝的政治社會關系網。5月12日，馬伯庸來到鄭州紙的時代書店簽名售書，在接受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專訪時，馬伯庸談及自己的寫作心得，有寫作的靈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比別人多了一份努力和堅持”。

用“非虛構”講明朝的故事

馬伯庸坦言現在對明朝越來越感興趣，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近代中國的文化現象、國民風氣的發端都源自明朝”。

2014年，馬伯庸在微博上看到明朝的一則趣事，從而了解到明朝萬歷年間發生在徽州的一起民間稅案，過程跌宕起伏，細節也很豐富，引起了馬伯庸的極大興趣。于是從《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開始，馬伯庸陸續寫了《誰動了我的祖廟——楊干院律政風云》《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等六個故事，如果讀者翻開書卷，會感覺像是作者向你娓娓道來，“講故事”的感覺撲面而來。

對于這種寫作風格的改變，馬伯庸坦言是刻意為之。“以往的作品雖也是從歷史事件出發，但多是虛構描寫，這就給了作者很大的創作空間，”馬伯庸說，“但《顯微鏡下的大明》秉承的是‘非虛構’的寫法，每一處細節都要做到有史可考，所以我就想換個風格跟讀者講故事。”

有讀者評價：“《顯微鏡下的大明》就像是一臺顯微鏡，通過檢驗一滴血、一個細胞的變化來判斷整個人體的健康程度。”這也是馬伯庸在書中通過豐富的細節描寫來呈現明代基層政治的原因，他相信，只有真實才能明白那個朝代廟堂之上發生的故事，以及人們當時的選擇共同匯成對歷史趨勢的描寫。

創作心得最主要的是“深挖”

馬伯庸很善于從細碎的故事中獲得創作靈感，《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這樣，《長安十二時辰》也是源自他解答網絡上網友的一個問題，而總計四部的《古董局中局》最初只是想寫一個“砸古玩的故事”。對于自己的創作心得，馬伯庸認為最主要的是“深挖”。

馬伯庸認為，很多人都有靈機一動，想到寫一個好故事的時候，但如何能做到堅持？在獲得寫《顯微鏡下的大明》的靈感后，馬伯庸發現寫不動，因為“非虛構”最重要的就是可信度，要做到真實，越把筆墨的觸角向歷史的真實細碎之處延伸，馬伯庸就覺得行文越艱難。他說：“這個不像寫小說，虛構就行了，我只能是咬著牙，一邊查詢原始資料，一邊自學明朝的歷史，很多當時的公文數據、歷史名詞和社會狀況，只有吃透以后才能寫下去。直到積攢了十幾萬字，感覺可以出本書了，這才有了《顯微鏡下的大明》。”

“為查一個明朝的文獻，我直接找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圖書館，聯系了很多學界教授，通過他們的渠道才查詢到。”馬伯庸說，“一個人對寫作感興趣，如果還能挖得深，我覺得都能做到寫出一部好的作品。”他建議寫作愛好者要堅持寫作，不管剛開始寫得好不好，只要敢寫、勤寫，就能成功。“論寫作我是一個庸才，但我的優點是勤快。”馬伯庸如此評價自己。

把快節奏放進去

在電視劇《古董局中局》開播時，馬伯庸曾在微博上發長文評價演員的表現和對電視劇的看法。昨日他坦言這并不是為了配合宣傳，早在開始寫此書時，馬伯庸就把書中的男一號“許愿”照著夏雨的形象去寫了，“我也經常在寫作過程中想象如果某個畫面拍成影視劇會是什么樣子，但書和影視劇是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肯定不會完全還原作者自己的想象，只要保證能拍出一部觀眾愛看的優秀作品就行了”。

《長安十二時辰》的電視劇版也拍好了，到底何時播出？馬伯庸表示自己和觀眾一樣，也在等消息。“我寫好書之后，就不會再管怎么拍了。一個好的故事一定是適用于文字展現也適用于影視劇開發的，有人愿意去做，當然是好事，但是我挺懶，不會寫劇本，所以我就安于本分吧。”馬伯庸自嘲道。

雖然很多讀者覺得馬伯庸的作品讀起來很“爽”，但馬伯庸認為自己的書和那些所謂“爽文”還是有區別的。“很多爽文都是通過升級、打怪、變身來讓觀眾獲得快感，我不是這樣，我主要是情節足夠流暢。”馬伯庸說，“我一直想努力做到把美劇的節奏感放進小說中，因為中國古代傳統小說的節奏通常都很慢，我希望把現代讀者喜歡的快節奏放進去，看能否起到奇妙的化學反應。”

記者：大河報·大河客戶端   王峰/文  孫貝/攝影
編輯：河南商報  郭爽
來源：河南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