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東方給故友孫坤鵬打了一個電話。他得知這位多年未見的朋友已經在義烏從事服裝生意，3歲的孩子在老家開封上了幼兒園。

3年前，趙東方決定拍攝一部鄭州城中村拆遷紀錄片的時候，孫坤鵬被選定為故事的主角。他的紀錄片里出現了廟李、劉莊、邵莊、高皇寨等村莊，有擁擠臟亂的街道、逼仄的出租房、幽暗的樓梯道、不時閃滅的頂燈。

前奏

城市的發展終將掃除某些原有生態，那些循環播放拆遷政策的宣傳車，已經拆除的殘墻，早已換了景象，取代它們的是拔地而起的高樓。

圖：2019年9月2日，鄭州市金水區興達路辦事處黃莊村，今年7月份拆遷

孫坤鵬和他的朋友也已離開鄭州，當他們向房東交還鑰匙的時候，可能想不到被拆遷的人們也將開始流動，甚至也將面臨財富迅速增加后的迷惘，也將為撲面而來的新生活重新計算和糾結。

鄭州市的城中村改造從2003年啟動。在2010年~2015年，鄭州市共啟動拆遷村莊627個，動遷175.65萬人，全域范圍內保持著每年拆遷100多個村的進度。

趙東方拍攝紀錄片這一年，張家村作為最后一個都市村莊改造項目動工拆遷。這意味著，從2016年開始，鄭州四環內再無城中村。

城市的擴張還在繼續，鄭州已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GDP和人口總量上創下新紀錄。

2019年8月份，鄭州公布的最新拆遷地圖再次引發一陣騷動。當人們最早說起“拆遷戶”時，總會聯想到出暴發和膨脹，甚至“拆遷戶”賭博、吸毒敗家的新聞偶爾會見諸報端。事實上，這種“幸存者偏差”導致的成見正在逐漸消失，就像鄭州已經走過最轟轟烈烈的改造階段，被拆遷的人們心境和生活也趨于平靜。

告別都市田園

“請主動自行搬離，以免對您的經營和財產造成損失。在此期間，對于非法生產經營、欺行霸市，危害群眾生命財產的商戶，我們將依法堅決予以嚴肅處理或打擊。”在趙東方拍攝的《真實記錄鄭州城中村拆遷》紀錄片中，一輛白色宣傳車循環播放著拆遷宣傳，旁邊是來往的電動車和匆匆而過的行人。

圖：2019年9月2日，鄭州江山路三全路，老鴉陳村老年過渡房已搬空

2015年夏天，鄭州老鴉陳。杜文濤是高考之后一周才注意到這種宣傳車，以及街頭巷尾議論拆遷的鄰居。這時候，家里已經要搬走了。 杜文濤家里的4層樓，每年能帶來超過10萬元的租金收入。拆遷后，按家庭4人賠付480平方米安置房，80余萬拆遷款。

作為城市流動人口聚集地，和老鴉陳一樣，鄭州北環的多個城中村都有不菲的定期租金收入。其中包括“中原小香港”陳寨、劉莊、馬李莊等等，很多村民的樓房能蓋到將近20層，迎接著一批又一批的務工人員、剛畢業的大學生、做生意的小販。

老鴉陳本地人口約1.5萬，流動人口最多時有逾20萬。

圖：2019年9月2日，鄭州江山路三全路，老鴉陳村拆遷后，昔日的村莊如今是一片平地

杜文濤在這里渡過了18歲前的美好時光，他的玩伴主要來自家中的租客。放學回家，五六個玩伴在暮色中瘋跑、捉迷藏，路邊的小樓成為最理想的藏身處。

父親喜歡喝酒，經常叫租戶來喝酒聊天。家里做包子、油條等，母親就會讓杜文濤送給租戶一點。

這種像暮色一樣逐漸遠離的記憶，摻雜有最普通的生活細節，比如家里經常去租戶的商鋪買雞蛋、豬肉；比如一對經常吵架的小情侶，因為沒錢支付房租，在杜文濤家人外出時卷起行李離開。

杜文濤上幼兒園之前，門口還是土路，2002年前后成為水泥路，再往周邊房子增高為多層小樓，對外出租。小吃攤越來越多，外來人口逐漸聚集。穿過老鴉陳的江山路熱鬧起來，路上的車輛越來越多，公交的線路越來越多……

“我們是不舍的。”那個夏天的夜晚，杜文濤一家人散步時看到家里被拆除的門窗，生出回家居住的念頭。但也只是一個念頭，因為新生活就要開始了，盡管一切來的猝不及防。

31歲的鄭東新區祭城人李華強的回遷房已經入住7年，他對老家賈崗村的記憶是田地、魚塘和兩層的自住房。不同于城中村，10多年前拆遷時當地沒有什么高層，村民以種地為主。

由于拆遷早，位置接近城市邊緣，一部分村民最早對相對較低的拆遷補償并不滿意。但如今村民都搬進了新小區。“最直觀的是環境比以前提高，生活更加便利了。”無論如何，村民們較早享受了城市化帶來的紅利。

一定程度上來說，回遷在地理上改變了原有的村莊式人際生態。

原本一家人同住院落的相處方式，變成了同一走廊里兩代人門對門的“鄰居關系”；村子里的堂親由此前散狀分布的雞犬相聞，轉為以樓號、電梯為符號的現代社區形式。

這種改變帶來的影響是雙面的。搬入回遷房后，李華強和親戚們更近了，屬于從這棟樓到那棟樓的距離，在小區經常見面，也經常走動；也有因此產生矛盾的家庭，兄弟倆分房子鬧矛盾，爭論父母的房子應該給誰；也有分到房子后沉溺于賭博的，最終淪落到變賣房產。

杜文濤離開老鴉陳時，沒有來得及和朋友們一一告別，在江山路上打鬧的玩伴大都像夢一樣跑丟了。唯一能聯系上的玩伴現在是他最好的朋友，家里在鄭州買了房，就職于一家廣告公司。

他們像以前一樣，經常一起玩游戲，尋找新開的餐館，驅車去開封游玩。

城市流動人口

杜文濤所謂的搬家，是在自家的耕地邊搭建活動板房。盡管每年手握數萬元的過渡費，但很多老鴉陳的村民們都首先選擇搭建臨時房屋。杜文濤的家人在板房里住了一年后，租進了社區樓房。

按照目前的施工進度，家里的回遷房2021年前后才能入住。杜文濤已經搬了三次家，現在他們居住的是年租金2.3萬的三室兩廳。他的朋友中，因為開發商爛尾等原因，已經在外“漂泊”了10年。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拆遷后，沙門村人陳國慶的收入有所減少。陳國慶家有一棟13層高的小樓，對外出租房屋達100多套，每月租金收入約8萬元。拆遷補償面積1200多平，除了自住，交房后的對外出租月收入3萬左右。

按照陳國慶的算法，沙門村屬于樓層高，外來人口多的城中村，村里每家樓高平均10層，每層約10套，整體上平均每家月入租金6萬元左右。而現在鄭州租房市場低迷，一室一廳現才租1000元，自住外的回遷房產租金每月才2萬多元。

陳國慶也了解到，家中拆遷的年輕人貸款買房、買豪車，但原來的固定房租收入減少后，缺失了最重要的資金來源，不再敢出去亂吃亂喝。

2008年前后，大量人口流入鄭州。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約有流入人口160萬人。沙門村這些10多層的出租房大都興建于此時，而之前村里的房子以兩層為主，蓋一棟樓需要100多萬元，很多人對外借錢蓋房，期望借助城市發展帶來的機遇增加收入。“后來2016年一部分人成本可能還沒收回來，就拆遷了”。

在房產交付之前，政府部門會發放一筆過渡費用。拆遷家庭從此開始了鄭州市內的“流動”，今年7月份交付新房的興隆鋪村民中，很多人為盡早結束這種“漂泊”，拿到鑰匙后直接搬入毛坯房，同時進行裝修作業。

45歲的陳國慶細數了身邊的拆遷朋友，總結出兩種遷徙軌跡。“有三分之一的人本身家庭條件不錯，蓋房子借的100多萬已經還完，拆遷前幾年就買了商品房，拆遷后直接搬去居住；另外三分之二拆遷時沒有購買商品房，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家這么多房子，沒有必要再買房。所以拆遷后只能在外租房住，也就造成了很多人回遷房交房后直接搬入毛坯房”。

陳國慶見過很多處于拆遷與回遷過渡期村民的生活狀態：

“我家親戚一年能搬家好幾次，比如簽租房合同半年，到期后房東要求漲價，親戚不能接受，就得再次搬家。村民在外租房很不穩定，除非一次交3年房租才不面臨漲價帶來的風險。”

“今年5月份，我去邙山路過關莊村，看到有些村民在菜地里用保溫板搭蓋臨時房，一家幾口住在里面。我停下車詢問，他們說家里拆遷了，住地里是為了省錢。”

迷失是少數的

王景鎮是在鄭州帝湖邊上的一輛面包車上接受的采訪，1小時的時間內他接打6個電話，回復4次微信。

2014年，后河盧村拆遷時，他27歲，開過嬰幼兒游泳館、賓館、臺球俱樂部，但沒有賺到什么錢。“小賓館多少掙點，臺球基本上每個月賠錢，游泳館前兩年掙點錢，后幾年賠了。總體上就不掙錢，耗費幾年，但就是天天很忙。”

面包車百米外就是后河盧村，村民們的回遷房建設接近尾聲。王景鎮能清楚地指出附近原有耕地、葡萄園、菜園等的具體位置。2002年左右， 帝湖花園項目逐漸建設，當初的水庫被修建成帝湖，后河盧村逐漸名聲在外，配套設施的興起帶動了外來人口流入。

房租收入曾經也是王景鎮家的一大來源，拆遷后家里預計分到大小6套房子，但他多次提到壓力大。“也不是沒有吃的沒有喝的，人的壓力取決于欲望，我現在有家庭，兩個孩子，得出去創業。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有壓力。”

王景鎮有一份清閑的工作，同時在做建材生意，所以下班時間比上班時間還要忙。他身邊的朋友大都是村里拆遷的發小和同學，閑暇時三五個朋友一起打球、打牌。朋友們也在做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工作。

“有在家不工作的，偶爾出去上網。其實不上班的這一部分人也想掙錢，但是沒有好的項目。門店雇人、交房租、物業費、水電費等各種費用消耗大，基本賺不到錢，甚至賠錢很常見。這有什么意義呢？就是拿錢換經驗。說句心里話，創業的目標是為了掙錢，但是做生意虧損，只能安慰自己說是攢經驗。”

他的微信簽名是“努力＋勤奮＝奇跡”。10多年來，在他的內心深處有一個目標：能買一套屬于自己的商品房，一輛70萬左右的車。

去年王景鎮東拼西湊買了一套110平方的房子，每月背負房貸，車仍舊沒有更換。他認為定下的目標只能算實現了一小半。

多位拆遷戶對快速到來的財富持謹慎態度，他們會認為這是上一輩的心血和資產，不能輕易揮霍。

除了自我約束，王景鎮還在意來自外界的評判：其實完全可以通過賣回遷房達到自己的目標，但是沒有意義，如果賣掉一套房子，就會眼紅200平的房子、200萬的車，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才會更踏實。自己的房子，在朋友、親戚、領導看來，是通過努力換來，而不是通過“變賣家產得來的”，這是兩碼事。

沒有事業的拆遷戶大都沉溺于游戲、酒吧和賭博。祭城人李華強告訴河南商報記者，附近一個村很多年輕人上完小學就輟學步入社會，他一個23歲的遠房親戚因為玩游戲、賭博，家里分的4套房子都賣了，現在父母住進了地下室。

“有些人太沉醉于打牌，通過朋友介紹賭博地點，一天輸幾十萬很正常，輸了錢就去借高利貸，越陷越深。尤其是小學畢業的孩子很叛逆，家里分了幾套房就覺得厲害得不得了。”李華強說，村里有孩子向父母要錢，不給錢就反應激烈，有時候電視劇里的情節并不是假的。他們的心理是覺得家里有錢了，大不了賣一套房子。

身份認知

“我們年輕時偶爾也去唱歌、酒吧，打牌，但是沉溺于此就不好了。”王景鎮認為，他只是普通家庭，不是家里做大生意或者背景深厚，沒有天生的光環。如果拆遷戶是一種身份的話，它并不能帶來什么。

河南商報記者直接采訪的9位拆遷戶及周邊人的觀察中，諸如揮霍沉溺玩樂、聲色犬馬的拆遷戶并不占多數。“我和身邊的朋友，從來沒覺得家里拆遷帶來心理姿態的變化。我朋友還有分2000多平方的，我們認識新朋友的時候，從來不提拆遷的事情，從來不說自己家多厲害，家里有多少錢，家里拆遷分多少房。”

“對我們來說，不會想著自己家里拆多少房，自己覺得多牛。也沒有說別人家不是都市村莊，就有其他想法。當然我們也不在意別人的看法，不怕別人看不起，因為我們就是普通人，沒有去看不起誰，也沒有多卑微，就是這樣。”

圖：2019年9月2日，鄭州市金水區興達路辦事處黃莊村，今年7月份拆遷

鄭州市公交四公司車長薛峰7月份剛剛簽完空房協議，老家所在的黃莊正在被拆除。薛峰選擇了繼續在公交公司上班，他的想法是，不工作也能繼續生活，但“在家無所事事，土地也沒了，可以想象就是天天在街上閑逛，就像行尸走肉一樣”。

薛峰的工作崗位是位于鄭東新區的170路公交線，每天經過以龍子湖為中心的南北向17個站點。他見證了鄭東新區從無到有，再到今天的繁華景象。沿線經過一片片高樓時，他會想起這里曾經的草房、瓦房，以及他和發小騎自行車上學的場景。

現在，薛峰和另外8個關系好的發小有一個微信群，他們來自附近的薛崗、陳三橋、磨李、賈崗等已經拆遷過的村莊，職業包括工程、公司司機、餐飲、教育行業等。

意外的是，薛峰提到的拆遷后欲望增大的行為是：租房時丟棄原來的老沙發，新買了一套沙發；想換一輛20多萬的轎車。“我們是村里的孩子，從小的思想觀念、消費習慣都相對保守，沒有太大的消費野心，實際上現實也不允許揮霍”。

鄭州市一處公交場站調度室的員工謝菲能接觸到每一位來此打卡的司機，她的印象中，每一條公交線上都有數位拆遷戶，但是他們和其他員工一樣勤懇，并未表現出更多的姿態。 “我覺得大部分人對拆遷戶有誤解，我們線上一大半是拆遷戶，但是他們都在認真地工作，和拆遷之前沒有區別。工作可能對他們來說可有可無，卻是一種生活的價值實現。或許因為人生追求的不只是金錢，還有一種寄托。”

杜文濤對“拆遷戶”這個詞保持中立，他認為自己本身是“拆二代”，和對“土豪”這個詞一樣，一開始人們說出“拆二代”的時候，會有一種不屑或羨慕嫉妒，后來這種稱呼演變成一種調侃。一部分人因為拆遷自覺或不自覺地改變了消費觀、人生軌跡，金錢對他們的影響太大了。有時候我也會給朋友開玩笑說自己是“拆二代”，但實際上我內心認為那些錢是父母的，而不是自己的。

拆遷戶是城鎮化催生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誕生在地區發展最快、社會矛盾最尖銳的時期。他們的經歷和心路，和一座城市的心跳緊密聯系在一起。

鄭州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拆遷戶了，因為外界的成見正在減少，拆遷戶的浮躁正在褪去。盡管鄭州四環內的城中村改造已經結束，驅動城市發展的地產和基建建設仍在向外蔓延，但和城市的發展規律一樣，拆遷戶這一群體正在趨于冷靜與平和。

（應當事人要求，文中除趙東方、孫坤鵬外，杜文濤、李華強、陳國慶、王景鎮、薛峰、謝菲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