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民企融資難，不能靠“下指標”。改革和創新才是真正的出路。一家中國金融科技企業憑借金融創新，近期斬獲了由世界銀行和 G20 共同推出的“全球小微金融獎”，以最高分獲得鉑金大獎，這是中國金融科技企業首次榮膺由世界銀行級別權威組織頒發的國際性大獎。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及創新為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這個世界普惠金融難題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實現路徑。

民企融資難融資貴是個“老問題”，但在 2018 年進一步加劇。在中央表態之后，地方政府紛紛設立幫扶基金。出發點雖好，但并非根治問題的最佳路徑。

要根治民企融資難，必須先把準脈，然后對癥下藥。

1 要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中央文件多次提出“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但由于注冊制改革的一再拖延，直接融資發展不如人意。每次股市一低迷，融資渠道就被人為堵塞。歐美國家直接融資占比達 2/3 左右，而我國還不到 1/4,2017 年更是降到了 5％ 左右。

與間接融資（銀行貸款）相比，資本市場顯然更有利于民企特別是創新型企業。一家風險很高的創新企業，很難得到銀行貸款，但完全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追捧。

不久前中央提出“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為糾正融資結構失衡創造了又一次機遇。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放話，“科創板和注冊制一定要搞成”。衷心希望這一次能夠“做對”，不要重蹈創業板的覆轍。

2 要大力發展民營銀行

目前，民企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五六七八九”，但民企獲得的貸款卻很不給力。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指出：

據不完全統計，現在銀行業貸款余額中，民營企業貸款占25％，而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超過60％。民營企業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和它在經濟中的比重還不相匹配、不相適應。

出現如此大的反差，一個根本原因是民營銀行的缺位。彌補這一差距，不能靠“下指標”強迫國有銀行給民企貸款，而是要大力發展民營銀行，因為民營銀行更能按照市場化原則發放貸款。

2015 年中央開始批準設立民營銀行，并表態家數不設上限，但實際進展低于社會預期。

在過去幾年，17 家民營銀行雖已運營，但相當艱難。截至 2017 年末，民營銀行總資產為 3381.4 億元，各項貸款余額 1444.17 億元，2017 年民營銀行總計實現凈利潤 19.67 億。17家民營銀行尚不及一家小銀行“寧波銀行”：寧波銀行 2017 年度總資產過萬億，凈利潤 93.34 億。

民營銀行發展緩慢，不是因為沒有競爭力，而是受制于制度性障礙。例如，17 家民營銀行實際上都是互聯網銀行，但卻不被允許“遠程開戶”，這等于捆住了它們的手腳，導致“慘淡經營”。不解決這一問題，將嚴重挫傷民營資本對參與民營銀行的信心和熱情。

3 國企改革須攻堅

當前，國有銀行向國企提供了過多資源。其中既有“講政治”因素也有“國企預算軟約束”的推動。劉鶴副總理批評說：

有些機構的業務人員認為，給國有企業提供貸款是安全的，但給民營企業貸款政治上有風險，寧可不作為，也不犯政治錯誤。這種認識和做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必須從講政治、講大局的高度認識這個問題。那些為了所謂“個人安全”、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行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問題，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國企預算軟約束”是另一個大問題。深圳原副市長張思平說：

國有企業有政府的最后背書，政府實際上成為國有企業貸款的最后買單人。沒有哪一屆政府愿意讓一個國企在自己任期內關閉破產的，所以對有困難的國有企業，不斷的使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進行輸血、挽救，即使造成大批“僵尸企業”也在所不惜。有了政府這個背書和最后的買單人，銀行對國有企業貸款基本上無風險可言，自然愿意把更多的貸款資源投放給國有企業。

4 金融科技是新的希望

最近兩年互聯網金融、科技金融、網貸、金融科技一系列名詞讓人眼花繚亂，尤其隨著 P2P 陷入困境，讓大家談之色變，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尤其是對金融科技。因為：

科技作為提升金融服務效率的一種工具，在此基礎上出現的新的商業模式并沒有問題，現在的問題是過去監管真空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

從嚴格意義上講，廣義的互聯網金融概念是由兩部分構成，金融科技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科技金融。科技金融是金融屬性的業務，它只是用了新的科技來做金融，消費金融公司、互聯網支付、個人信貸等都是金融屬性，做的都是 TO C 的業務，都屬于科技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則是為金融業務及機構提供科技服務，它不碰資金，也不碰 C 端用戶，只是提供技術，它是科技屬性，是 TO B 的。從當前市場格局及價值發揮來看，TOB 的金融科技方興未艾。

如果我們深入了解民企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微觀原因，就可以找到金融科技的解決方案。

經營風險高、缺乏抵押物、創業成果尚未轉化、擔保體系不健全、信息交換不及時、財務不透明、社會誠信體系不健全……

由于上述原因，長期以來大銀行對開展小微企業信貸活動“既無興趣也無能力”。沒有興趣，是因為小微企業的貸款業務具有單筆金額小、頻率高的特點，從而使貸款銀行管理成本大大提高；沒有能力，是因為銀行習慣于抵押、擔保等傳統的風險管理機制，而這些要求往往不適用于小微企業。

問題就是機遇，問題越大機遇越大：

2016 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指出，“借助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助力普惠金融”被寫入其中；

2018 年 9 月，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首次對外發布了《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情況報告》，其中便指出，數字普惠金融引領，是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出路。大力發展數字普惠金融，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金融科技手段，延伸服務半徑，擴大服務覆蓋，降低服務門檻和服務成本，提升服務質量和服務效率；

李克強總理說：銀行助力小微企業，就是在投資自己的明天；

中行行長劉連舸：如果不做中小企業，包括小微企業，銀行發展可能就沒有未來。

普華永道發布的《2017 年全球金融科技調查中國概要》顯示，有68％的傳統金融機構受訪者預計未來3至5年內將加強與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

可見，小微企業融資的機遇已經被認知，問題是如何破除瓶頸、實現真正的技術突破？

在金融與科技的融合方面，除了 BATJ 聯手四大行的代表性案例之外，一些垂直領域的“金融科技公司”也助力銀行實現了小微金融創新突破。

例如，憑借移動信貸整體技術，近期獲世行和 G20 共同頒發“全球小微金融獎”的飛貸金融科技，已通過移動信貸整體技術助力持牌金融機構放款超47.5 億美元規模，為近千萬用戶提供 3 分鐘 4 步驟、隨時隨地、隨借隨還的融資服務，惠及百萬小微企業主。經多家合作銀行實測，新增近千萬信貸用戶中，無一例被確認身份欺詐。

飛貸金融科技也走過彎路——轉型移動互聯網前，銷售隊伍一度逼近幾千人。重運營模式下的飛貸金融科技決心顛覆自我。公司創始人唐俠逆勢而行，精簡了公司的大部分分支機構，只保留 100 名技術精湛的人員和開發人員，不分晝夜堅持工作以創建軟件解決方案。該解決方案依賴飛貸應用大數據的能力。中國的信用體系并不像其他一些國家那么健全，而且信用信息分散割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飛貸金融科技與全球頂級相關領域供應商開展合作，自主研發出了已經過幾百億資產實踐驗證的天網風控系統，它能通過 AI 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全球領先技術，不斷進行自我優化和性能升級。在過去這些年，飛貸金融科技的人才、軟硬件投入及風險成本累計超過了 30 個億，這不是一般的機構能承受的。這種對研發的大力投入，令我想起了另一家富有遠見的深圳企業—華為。

2018 年 5 月美國《時代周刊》報道了飛貸金融科技的故事：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些銀行，但是他們的移動科技能力提升并沒有跟上時代的需求。憑借其基于互聯網的開源分布式架構的神算移動科技平臺，飛貸金融科技的技術非常靈活，并且不斷迭代升級，而大銀行的傳統 IT 基礎架構根本無法與之匹敵。

近日，《當代金融家》雜志 12 月刊封面也報道了飛貸金融科技此次斬獲的“全球小微金融獎”，并摘錄了其獲獎頒獎詞：

“飛貸金融科技憑借其技術的先進性、創新性和運營的高效性，其為小微企業的利益帶來了巨大潛能。此外，飛貸金融科技通過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輸出其移動信貸技術產品，助力后者實現了獲客的高投資回報率、客戶的高貢獻度以及運營的高效率，從而減少了資金周轉周期，加強了風險管理能力。機器學習能力使得信用決策持續優化，從而實現更具競爭力的定價。”

可以見得，飛貸金融科技在移動信貸技術上的專業和創新，為解決世界普惠金融難題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實現路徑。

6 政府和市場須共同努力

破解融資難融資貴，需要政府和市場共同努力：

政府要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民營銀行，打破國企預算軟約束，改變國有銀行行為政治化傾向；

企業要向創新尋求突破性解決方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涌現，為創造性解決融資難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 11 月 1 日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指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當前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暫時性困難。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政府、市場共同作用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民營企業定會渡過當前難關，民營經濟還將進一步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