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蔡東被任命為吉林省副省長。這是今年任命的第六位來自金融系統的副省長。

今年上半年，蔡東剛剛從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任上轉任農行副行長。此前，他在中國工商銀行工作了20年。此次中央將他“空降”吉林，提振東北金融的意味非常明顯。

多位受訪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金融系統官員到地方任職或掛職，并不罕見。這有利于地方政府拓寬融資渠道、解決融資難題、制定更加可持續的金融發展政策。

但是，在2018年之前，金融系統官員到地方任職，大多在地市級政府，鮮有省級政府。此前，省級層面最有名的“金融省長”當屬郭樹清。2013年3月，他從中國證監會主席轉任山東省委副書記、代理省長，三個月后升為省長，開始操刀“山東金改”。

自2018年起，中央開始頻繁從金融系統抽調高級干部“空降”省級政府，短短兩年內，13位“金融副省長”亮相。目前，全國共有16個省級政府配備了來自金融系統的副省長，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不含港澳臺)中，已經超過半數。

| 金融履歷完備

細數16位“金融副省長”的履歷，他們大多來自國有五大銀行或“一行兩會”等金融監管機構。

16人中有3人來自中國證監會。2018年1月被聘為上海市副市長的吳清，曾任證監會機構監管部主任、證券公司風險處置辦公室主任和基金監管部主任，后任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理事長。

已任浙江省副省長多年的朱從玖也來自中國證監會，歷任證監會辦公室副主任、證監會深圳證券監管專員辦專員等職，后轉任上交所，并于2008年重回證監會，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2012年5月，調任浙江省副省長。

2016年11月任云南省副省長的陳舜履歷比較特殊。從1998年起，他歷任中國證監會信息中心副主任、市場監管部副主任、稽查二局局長、稽查一局局長和首席稽查。2011年5月，陳舜轉任教育部辦公廳主任，此后升任部長助理，并于2016年11月“空降”云南，成為云南省副省長。

在16位來自金融系統的副省長中，除了還未公布分管領域的4位新任副省長外，陳舜是目前唯一不分管金融的副省長。云南省政府的官網顯示，他分管精準扶貧、教育、農業農村、文化和旅游等。

另外13位則大多來自央行或國有五大銀行。

其中，北京市副市長殷勇、重慶市副市長李波和廣東省副省長歐陽衛民來自央行;天津市副市長康義、福建省副省長郭寧寧和吉林省副省長蔡東來自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副省長王江和山西省副省長吳偉來自交通銀行;四川省副省長李云澤和貴州省副省長譚炯則來自中國工商銀行。

剩下的3位，山東省副省長劉強來自中國銀行;遼寧省副省長張立林來自中國建設銀行;河北省副省長葛海蛟來自中國光大銀行，他也是16人中，唯一一位行長轉任副省長，其轉任前是中國光大銀行行長。

這些來自金融系統的副省長不少有跨行任職的經歷，或擔任過多地分行行長。

比如，蔡東在工行20年后，又先后出任國開行副行長和農行副行長。葛海蛟是個“老農行”，在農行系統工作了23年，曾任遼陽市分行行長、大連市分行副行長、黑龍江省分行行長等職。在中國銀行工作28年的貴州省副省長譚炯更是先后在武漢、西藏、云南、上海、廣東等多地任職。

| 國際經歷豐富

這些“金融副省長”以“65后”居多，其中還有6名“70后”，在同級別干部中，年輕化的趨勢非常明顯。

目前，全國一共只有11位“70后”副省長，金融系統出身的就占了6席。1972年出生的重慶市副市長李波是年齡最小者，今年只有47歲。

從履歷看，這些“金融副省長”普遍擁有高學歷，其中9人是經濟學博士。唯一的女性郭寧寧是來自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學霸”，李波擁有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哈佛大學法學院職業法律專業博士學位。來自交通銀行的江蘇省副省長王江曾是山東經濟學院財金系副教授，并在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擔任高級訪問學者。

他們中大多具有豐富的國際經歷。比如，葛海蛟曾任農行新加坡分行總經理，后任農行悉尼分行海外高管;李波曾負責央行上海總部跨境人民幣的業務;郭寧寧曾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和新加坡分行行長等職;殷勇更是曾任中國投資公司(新加坡)總經理，并在國家外匯管理局供職多年。

分析人士指出，隨著中國在金融國際化領域的不斷突圍，擁有海外經驗的金融系統人士任職地方，更利于地方政府擴大金融開放，開拓國際視野。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指出，金融高管、干部去地方任職，除了可以給當地發展帶來好處，對其個人履歷和生涯也是一筆財富。有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經驗，再回到金融系統，往往視野更寬，思考問題更全面。這也是國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統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

從已有的個案看，有過地方從政經驗的金融系統干部回歸后，都任至高位，獲得重用。例如，2014年底由銀監會副主席轉任天津市副市長的閻慶民，在2017年底回歸后，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至今;2016年6月從中國銀行副行長轉任四川省副省長的朱鶴新，于2018年7月轉任央行副行長至今;來自農行的劉桂平曾任重慶市副市長，于2019年3月轉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

| 經濟轉型下的“救火隊長”

從這些“金融副省長”的履歷和任職的省份來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在金融領域的宏觀戰略部署，主要圍繞三條線：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視、不斷趨緊的金融風險防控和以互聯網金融為抓手的金融數字化、智慧化，大背景則是中國在轉型過程中，高質量發展所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銀行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2017年曾指出，中國金融體系的功能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經濟轉型要求。具體表現為整個經濟體系里有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務的薄弱環節，一些輕資產的服務業、農業、科技行業、小微企業需求難以得到滿足，而這些企業恰恰是新一輪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點。

其次，現有金融體系不足以支持經濟的轉型和產業升級，也不足以支持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大規模的融資。

巴曙松還表示，金融市場的結構也存在很大調整空間。具體來說，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低風險偏好的融資難以支持轉型升級。這種融資結構的優點是動員能力強，缺點是幾乎所有風險都集中在銀行體系，缺少風險分散的機制。

從近年來頻發的“暴雷”、民企股權質押危機，以及各地不斷加碼的紓困基金來看，巴曙松在兩年前的判斷，仍不過時。輿論認為，“金融副省長”的密集布局，與其說是中央對地方金融發展的加碼，毋寧說其角色堪比“救火隊長”。

近年來，東北經濟出現嚴重下滑，多項研究表明，融資難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在東三省，金融一直處于失血狀態。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張國寶指出，所謂“失血”是指東北銀行存款是凈流出。因為銀行“嫌貧愛富”，東北壞賬多，信用不好，所以越需要錢的地方越沒錢。

以吉林銀行為例，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末，吉林銀行資產減值損失34.14億元，比上年增長238.81%。其中，貸款減值損失40.21億元，比上年增長274.48%。從年初公布的各省銀行不良貸款率看，北京最低，只有0.34%，其次是上海0.78%，而吉林省不良率在全國最高，高達4.28%。

在此背景下，蔡東“空降”吉林，“救火”的任務已經迫在眉睫。這個大力推動農行數字化轉型的前農行副行長曾說，經濟是機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任何時候、任何形式的金融活動都不能脫離實體經濟而獨立存在。發展智慧金融同樣也要不忘初心，要把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服務和支持實體經濟上去。

作為山東目前最年輕的副部級干部，劉強在轉任中國銀行副行長不足三年后，調任山東省副省長。甫一上任，山東省就與工行在濟南簽署“支持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戰略”合作協議。

在重慶，李波不僅接管了“金融老面孔”劉桂平的副市長職位，而且接替了他在中新重慶項目中的角色。今年47歲的李波是重慶人，也是16位“金融副省長”中唯一“回鄉任職”的干部。

眾所周知，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 背后的深意遠不止一條貿易通道。在物流背后，是制造業和金融業的互聯互通，是資源、人口和資金的大量涌入。

因此，美國歸僑出身，法學和經濟學雙料博士，深諳國際法和國際合作規則，先后歷任央行條法司司長、貨幣政策司司長，曾參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等工作的李波，此次被調回自己的家鄉，可見中央對其寄予的厚望。

而在債務率高企的貴州，曾在中國銀行工作28年的譚炯在到任后不久，就親自帶隊，在上海、北京等地面向投資者開展一系列懇談會和路演。

貴州省債務負擔較重的問題由來已久。截至2017年末，貴州省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8607.15億元，債務率為161.7%，地方債務占GDP比重為63.56%，在全國都非常突出。

10月18日上午，貴州省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舉行債券市場投資者懇談會。會上，譚炯坦率地說：“希望懇談會能夠客觀看待貴州省債務率的問題，我們會積極穩妥處理好債務問題。”

分析人士指出，譚炯帶隊赴上交所，是向市場的一個表態，為貴州省后續整體融資環境和經濟金融穩定爭取時間和空間。

從近兩年中央“配齊”“金融副省長”的路徑來看，先是江浙和四個直轄市等金融發展較好的地區，然后逐步向中西、東北、西南地區拓展，覆蓋四川、遼寧、貴州等省，開始嘗試啃“硬骨頭”。

多位受訪專家推測，預計在未來，“金融副省長”會越來越成為各省的標配，成為一支年輕、高學歷且具有豐富國際合作經驗的政壇生力軍。

對突然“空降”地方的金融干部而言，除了大施拳腳，也面臨很多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指出，在金融條線，專業性和系統性較強，但是地方的問題錯綜復雜，不單單是金融層面的工作，涉及經濟、社會、民生等方方面面，即使是分管金融，金融也是要為其他工作服務，而且各地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結構均不相同，需要他們迅速摸清規律。

“過去需要專注于金融層面的問題，現在需要全盤考慮，協調好金融和其他行業發展的關系。”何海峰說。

見習編輯：吳冰 實習生 張惟一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