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天的煩惱，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專業委員會委員時福茂看來，和施行20多年未大修的勞動法有關系。

多位專家呼吁，急需對勞動法進行全面梳理完善。

【現象】

勞動法20余年未大修

難以適應各種“隱性”加班

時福茂調研發現，員工超時工作、微信工作群不分工作日節假日狂轟濫炸，已成為不少企業的常態。“盡管很多企業存在超時加班現象，但勞動法中只規定了加班報酬標準，并沒有涉及勞動者健康方面的保障及補償機制。”

山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長勇也注意到，很多企事業單位以降低底薪、加大提成的形式刺激員工加班，形成表面上的“主動”加班。“由于缺少嚴厲的罰則，很多用人單位認為勞動法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

在時福茂看來，這些現象和施行20多年未大修的勞動法有關系。

1994年7月5日，勞動法經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標志著我國勞動制度建設進入法制化軌道。

20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化，勞動關系日益復雜化，在勞動法實施中存在的問題愈發凸顯。近些年來，有關修改勞動法的呼聲和討論不斷高漲。

【問題】

法規間“打架”

需要明確工時制度

我國勞動法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

而在1995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修改《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已將勞動法規定的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改為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

“盡管從頒布的先后順序來看，該規定構成了對勞動法相關問題的修改，但從效力層級上來說，每周工作40小時的規定屬于下位法，每周工作44小時的規定屬于上位法，但人們普遍執行和遵守的卻是下位法，造成了法律適用規則的混亂。”李長勇說。

為避免產生此類沖突，時福茂建議修改勞動法第三十六條，明確授權國務院在法定范圍內制定具體工時制度，便于國務院按照社會經濟形勢及時合理地確定工時制度。

而對于如何打破“加班潮”的問題，時福茂認為，首先要在修法時對加班行為予以細致規范，著重突出對勞動者健康權的保護措施，并根據勞動強度等確定相應的補償機制。同時，打通舉報通道，實行舉報獎懲措施，勞動者還可向工會組織或勞動仲裁機構反映。

【破解】

增加用人單位違法成本

“勞動法確實該大修了!”南京大學勞動與社會保障法教授周長征指出，勞動法對用人單位違法行為的懲罰措施，相對于勞動者所受到的侵害力度明顯不夠，難以對違法用人單位形成足夠的威懾力，這也是用人單位一再違法甚至知法犯法的重要原因。

“同時，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力量不足、手段有限、對違法行為查處不力，直接影響勞動法律貫徹落實。”周長征說。

周長征認為，應賦予勞動監察部門更多執法權，勞動監察部門可探索從“有舉報再介入”轉變為“主動介入”，從源頭上遏制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侵害。

“對于違法單位應加大處罰力度予以嚴罰并責令整改。同時，建議提高賠償或處罰標準，增加用人單位的違法成本。”周長征說。

【鏈接】

哪些人“加班”最嚴重

上海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勞動就業”專題民生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男性、青年、已婚無子女者、學歷最低者、高收入者、體制外單位員工超時工作較為嚴重。

近五成從業人員的每周勞動時間在40小時以內，近四成從業人員為41~50小時，每周工作達51~60小時的比例占一成，另有極少數從業人員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及以上。

從性別上看，男性超時工作的情況要比女性更普遍，其比例分別為62.3%和42.2%；

從年齡上看，青年勞動者超時工作情況明顯高于其他年齡段，30歲以下和30~39歲的比例分別為54.9%和52.2%；

從婚姻狀況來看，已婚無子女的從業者更容易超時工作，其比例為55.9%，未婚者和已婚有子女者則持平；

從教育程度看，學歷最低者超時工作的情況最為嚴重，其比例達到了72.7%，其次是高中、中專程度與研究生以上者。

（據《法制日報》、《新民晚報》等）